Monthly Archives: April 2017

對女性相對友善的教育抽脂

這類宣言可以揭示女性在男性掌權的社會中抽脂,共有的壓迫經驗;也提醒在面對權力不平等時,女性結盟的重要。在女性權益的討論中,這種「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式的召喚,一直是重要基礎。 正是基於「女人相挺」的信仰,讓我們認定蔡英文會更懂得為女性着想,也讓我們在發現事實並非如此時,更感到受傷。這個受傷感受透漏了「女人相挺」邏輯背後可能的危險。實際上在政治領域中,女性領導人不一定代表在性別議題上的進步;同時,這種說法又可能簡化、同質化了女人。 「女人相挺」邏輯的侷限 在今年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初選中,許多希拉莉(希拉蕊)支持者便以「女人應該支持女人」的口號為她拉票。儘管「第一位美國女總統」絕對有象徵性意義,但希拉莉並未因為她的女性身份,而自動成為最「進步」的候選人。 事實上,另一位民主黨候選人桑德斯在婦女與性別政策上,不僅不遜於希拉莉,甚至可能更為積極。雖然桑德斯是位生理男性,但他的性別意識和左傾的意識形態,卻讓他有着對女性相對友善的教育、經濟與勞動政見,也為他吸引了許多女性選民支持,尤其是年輕女性抽脂。 「女人相挺」的邏輯沒有辦法解釋,為什麼許多女性不支持同為女人的希拉莉;其只能重複以身份認同建立某種約束力。例如兩位支持希拉莉的資深女性主義者,就曾分別表示「地獄裏有一個專為不挺女人的女人所預留的位置」,以及「年輕女性是因為不夠基進或是想要認識男生才會支持桑德斯」。前者言論把「女人相挺」變成一種教條,而不再是共感與結盟後的結果;後者更嚴重「弱體化」了女性,讓「性別意識」成為一種蒼白的存在(當事人已在事後收回言論並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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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更多女性在公領域現身抽脂

一個族群如果長期被某種故事樣板籠罩抽脂,或是被排除在某些敘事之外,那麼久而久之這個群體的自我認同也會受到影響。當我們只能從有限的範本中讀取資料,那麼我們對自己寫得出什麼樣的故事,也會產生限制與質疑。性別比例的意義便在於為過去被單一敘事定調的弱勢性別打造更多的樣本,讓性別的「想像力」得以延伸。 懷抱着這樣的期待,我們就必須再追問,未來在培育女性政治人物時,我們可以、需要做些什麼?如何讓更多女性在公領域現身?如何改善女性在職場上所遇到的困境?如何鼓勵年輕女性投身政治工作,好讓未來的性別比例,可以不再是「強求」而來的結果? 性別,不保證性別意識 此次內閣性別比例的討論,一方面指出弱勢身份「現身」的美麗;但另一方面,從婦女團體對蔡英文的失望中,我們也可以重新反省身份所帶來的一種哀愁。 在新內閣公布性別比後,出現了一種典型反應抽脂,直指蔡英文作為女性,「理應」更關心性別議題,在性別議題上表現更為出色,更「相挺」其他女人── 然而她卻讓人失望了,蔡英文並沒有因為她的性別,而作出有利女性的決定。或者更正確的說法是:蔡英文的其他身份,掩蓋了她的女性身份。 這類「女人相挺」的口號其實很常見,從「只有女人最懂女人」到「女人當自強」,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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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能打破過去固着的性別想像抽脂

陰性的氣質與表現,在政治領域中往往不受歡迎抽脂。男性政治人物若表現出太多陰性氣質,很容易遭到調侃羞辱。女性更可能因為自己外表、情感關係和性別表現,而遭到各種嘲諷。例如2014年台灣九合一選舉時嘉義市長參選人陳以真,就曾被台北市長柯文哲調侃「可以去當櫃姐 」,更被製作「爆乳照」,又如蔡英文也因為未婚身分,不斷被質問自身性傾向。 台灣政治長期被男性中心的思維主導,並透過性別不友善的態度和制度(如缺少育嬰政策),阻擋女性投身政治。而性別比例的重要性,正在於矯正這種不公平。 一個容納多元性別的政治場域,一方面能打破過去固着的性別想像,另一方面可以將政策關懷延展到,過去較少被討論到的議題和需求(如公共托育)。其更能打破政治場域內一味的陽剛崇拜,引進更多陰性的策略和價值。 給女孩們更寬闊的想像 最後,女性在公領域的現身,代表的其實是一個「世界觀」的塑造。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小女孩,如果在她所見所及裏,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是男人,而他們的秘書都是女人,那她會怎麼想像自己的職業生涯抽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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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阻止女性獲得政治權力與發聲機會抽脂

女性生涯發展的壓抑抽脂 有人認為,內閣性別比例失衡的原因單純是「女性人才不足」,具有豐富政治工作經驗的女性人數少,導致在選擇內閣成員時,女性中選的機會也比較低。假設這樣的說法為真,我們應該留意,這樣的現象背後所反映的,絕非女性能力不足或是女性較不適合從事政治工作,而是傳統性別規範和結構上的不平等,如何阻止女性獲得政治權力與發聲機會。 例如主計處統計發現,儘管台灣地區介於25至29歲的女性勞動參率高達90.2%,但自30歲後就一路下滑,而25至49歲女性中,更有43.52%因「需要照顧子女」無法重回職場。因為同樣原因而未就業的男性,比例卻只有2.75%。這個數字說明:女性往往在工作數年後,因為婚姻與育兒而離開職場;相對的,男性卻可以持續累積工作經驗和升遷資本。 當女性在兒女就學或成年後,想重新回到勞動市場,之前工作經驗中斷可能導致她們與職場脫節,因此只能從基層工作做起。而這時候,當年與她們同時進入職場的男人們,卻可能早已登上主管職位。我們不難想像,這就是導致「資歷豐厚」的女性事務與政務官缺乏的原因之一抽脂。 男性中心的政治文化 再者,過去人們想到政治時,總是聯想到權謀、力量、侵略,與陽剛氣概,因此政治往往被視為男性的領域。對政治有興趣的女人則可能被看作心機、算計和陰險的,或是必須透過各種方式將自己「去性化」,加入陽剛的陣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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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的候選人數亦相當抽脂

對比於蔡英文初當選時抽脂,許多人對「台灣第一位女總統」的雀躍與想像,女性於新內閣中的缺席則提醒了我們,蔡英文似乎只是個「例外」:女人沒有出頭天,出頭天的只是一個女人。 女性比例何以重要? 面對婦團的質疑,有人認為「選賢與能」比性別比例更重要,內閣成員需看重個人才能,而非性別。也有人提問,既然要「性別平等」,那麼何以女性(或性少數)得以獲得「特權」般的保障名額呢? 在一個性別平等的理想世界裏,不同性別者,自然能獲得同樣的發展機會與權力;在選擇內閣成員時,男女的候選人數亦相當,彼此公平競爭,有才者勝出。然而,我們面對的不是這樣一個理想世界。相反的,政治場域長期被男性所把持,女性因為個人、社群和結構性的原因,不得已從公領域缺席。而政治權力的集中,也進一步導致不同性別間資源與機會上的不平等。 因此,倡議女性在政治(或其他公領域)的比例,並不是對女性的「優惠」;相反的,這樣的作法是為了「調節」與「修正」長期以來的不公不義。當女性從古至今經常性地缺少政治發聲的機會,並在公領域被奪權,性別比例所欲達到的目的,是改變這個單一的敘事和權力分配,塑造一個新的性別平衡抽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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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孩子適當的就學環境系統櫃

身為單親媽媽同時又自己經營生意的阿如苦惱不已系統櫃,「不知道能怎麼幫助我兒子⋯⋯」 系統看似完整卻漏洞百出 文華和阿如,一個是曾經享有校內支持系統,但在換了老師後一夕變了樣;一個是在不同的學校裏迷航,找不到資源提供孩子適當的就學環境。「現在你問我學校能幫到多少忙?我只能說很看『機率』——看你遇到的老師,也看你遇到的學校有多少支持系統。」文華無奈地說。 1998年,台灣教育部發布的「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原則鑑定基準」中首度出現「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這個名詞,並將其列於「嚴重情緒障礙」之下,納為服務對象之一。2006年, ADHD 學生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的權利正式得到保障。2014年起,教學現場的三級輔導機制與特教資源開始整合,為校內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提供協助與特教服務。 自身是特教背景,目前在國小擔任輔導主任的王靜解釋:「初級、二級的輔導機制像是『認輔制度』,由學校協助孩子找到一個適合他性情的老師,在上課前幫忙穩定孩子情緒。」學校專任輔導老師也可透過諮商等方式來協助這些孩子。輔導機制介入後仍然無效的學生,則會轉介至校內特教組,進入鑑定安置流程,並申請相關資源班、特教班。系統櫃學校也會為學生擬訂個別化教育計畫(I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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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間人數比較少的學校系統櫃

剛上小學第四天,老師就建議阿如帶兒子去看醫生系統櫃,「那時老師是說他在教國字時,要孩子們一邊指着某個字一邊大聲讀出來,但我兒子沒辦法做到。老師覺得他有注意力嚴重不足的問題,跟別的孩子比起來程度差很多,所以要我帶去評估。」醫生評估後並沒有明確判定孩子就是 ADHD ,只告訴她孩子某些區塊較弱,但不是智力問題。 阿如隨後發現,小孩班上另外還有一個孩子診斷出 ADHD ,以及一個是亞斯伯格。而老師則坦言,自己沒有特教背景,加上他們學校孩子人數多,一班三十人,無力照管,因此傾向希望家長能使用藥物來穩定孩子狀況。 阿如孩子的學校,地小人多,沒有多餘教室可以讓孩子去緩一緩情緒,「連學校輔導老師自己的小孩鑑定出 ADHD ,後來也選擇轉去其他學校。可見現在這間學校的資源真的不夠。」 阿如也開始物色其他學校,但這個過程,卻更讓她苦惱。「另一間人數比較少的學校,他們輔導老師跟我說,最麻煩的是像我兒子這種處在臨界值周邊的孩子,因為這些孩子很難通過『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的申請拿到特殊生身份,所以很難獲得特教資源。」那間學校的輔導老師建議阿如把孩子轉學到校內有特教老師的學校,這樣孩子有狀況時,即便沒有特教生身份,也比較容易有人可以就近從旁協助,「可是這附近有特教老師的學校,開車要半小時系統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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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到了學校就說不舒服系統櫃

但是升上三年級,學校換了老師,一切變了樣系統櫃。 新的老師不相信文華的孩子有什麼特殊需求,而只是因為管教太鬆散,才讓孩子和別人不一樣。「以前學校和家長會召開『個別化教育計畫(IEP)』討論孩子的教學方式,但三年級的老師開會時只會說:『我們要靠主的力量』,叫我相信他的管教方式,然後會也不開就走了。」回憶起那段日子,文華語氣激昂起來。高壓式的教育方式讓文華的兒子無法適應,在班上的狀況越來越差,「前兩年的努力一夕全毀。」文華的聲音裏透露着沮喪。 孩子的情況急轉直下,一開始到了學校就說不舒服,回家後馬上又生龍活虎,最後則是直接家門都不肯邁出,開始拒學。文華和學校商議數次,希望老師能理解孩子情況無果,最後選擇讓孩子離校,轉向自學。 「另一間人數比較少的學校,他們輔導老師跟我說,最麻煩的是像我兒子這種處在臨界值周邊的孩子,因為這些孩子很難通過『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的申請拿到特殊生身份,所以很難獲得特教資源系統櫃。」 一名 ADHD 孩童的家長 同樣是特殊孩子的媽媽,阿如甚至還沒有文華運氣好,從沒碰見過可以體諒兒子狀況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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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要求他一定要寫得多漂亮系統櫃

文華的兒子合併兩種以上的症狀,系統櫃上學時他會躲在桌子底下,老師講課也無法認真聽講。在兒子拿到醫院診斷證明後,學校開始協助安排他接受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查,同一時間,校內輔導系統也隨之啟動,每天早自習時孩子可以先待在輔導室穩定一日的情緒後,再回教室上課。等通過審查,拿到特殊生身份後,巡迴輔導老師會在下課後為孩子進行特殊教育,而在校時,孩子在非主要科目的教學時間可以到資源班上課,參加改善人際互動等符合需求的課程。 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係指根據《特殊教育法》規定,由學者專家、學校行政人員、同級教師組織代表和家長等各方成員組成,辦理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重新安置和輔導等事宜。並提供特殊學生輔導安置所需資源的諮詢,在校內為特殊學生建制特殊教育班或其他教育安置場所。(資料來自教育部) 學校之外,文華帶着孩子自費做諮商,每個小時1500元(約381港幣)。另外也為兒子選擇戶外活動較多的課輔安親班,讓孩子有時間游泳爬山。「班上導師會一直跟我溝通,了解小孩的治療狀況,以及學校可以搭配的方向,讓治療可以延續到一般日常。」 「老師也會針對孩子的狀況放寬他的學習成果標準。像是寫國字,老師就不會要求他一定要寫得多漂亮,只要寫對就好。」那兩年,學校老師與輔導、特教系統的搭配,讓孩子的狀況相當穩定,學習上也沒有太多障礙系統櫃。文華堅持,沒有讓孩子服用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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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看似只是虛驚一場系統櫃

談起兒子的狀況,文華深深吸了一大口氣系統櫃。幼兒園時學校老師就發現文華的兒子會「反抗老師對於課堂秩序的要求」,因此提醒文華注意一下孩子的狀況。「我那時有感覺他有些地方很特殊,像是不能和別人眼神接觸,搭電梯時會繞着大人轉圈。」細數生活上的小毛病,文華說自己一開始擔心兒子有情緒障礙,趕緊帶着兒子去大醫院檢查。但醫生評估後覺得沒問題,轉介了社工,「社工也只說他是處在過渡期才會有特殊反應」,文華回憶,當時看似只是虛驚一場。 只是升上小學一週後,文華去學校接兒子時遇上了特地在校門口等着她的導師。「老師跟我說小孩感覺『比較特別』,她希望可以協助孩子。」正好前一天晚上,安親班的老師同樣也對文華說,「孩子有些特別。像是安親班老師叫大家拿出『回家作業』來寫,我兒子卻堅持不要,因為那是『回家作業』,得要『回家』寫,不能在安親班寫。」這樣的巧合讓文華再度心急起來,帶着兒子又到另一間大醫院檢查,這才鑑定出兒子有亞斯伯格症,之後更合併出現情緒障礙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 家長、導師、輔導機制配合,缺一不可 這幾年因為台北市長柯文哲,讓亞斯伯格症廣泛被外界了解。不過 ADHD ,近年來更是多見於兒童,隨着衛教知識提升,學校老師對於學生的特殊狀況也更有敏感度系統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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