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February 2017

二二八可以開啟的角度坐月子

在一起被定調為「國民黨對台灣精英的報復性屠殺」,坐月子而成為世代口耳相傳的悲劇中,點燃事件的第一個死者原來是無業遊民、地方角頭之弟,而發起抗議使得事件一發不可收拾的,則是跟情治機關合作的流氓。那這些人到底是加害者還是受害者?人們該如何在已然熟悉的記憶地景中安置他們?人們會發現固有的道德直覺,在這個時候很難派上用場。 或許,這正是七十年後討論二二八可以開啟的角度;時間一直是處理轉型正義時最曖昧的難題。對受害者與家屬而言,等得太久,正義簡直無從可能。(註二)但時間過得夠久,有時也能讓更多歷史細節被揭露,經過反覆考證與辯論,讓人增加對歷史的掌握與判斷。 二元框架的盲區 二二八亦如是。台灣人的第一位留美博士、最傑出的畫家、醫生、法官、律師等一整代精英被連根拔起,這些熱心奔走追求民主改革的先行者,得到了後代台灣人的尊敬與惋惜。而該為此負起責任的蔣介石以降一干軍政精英,則罵名不斷。然而,現在或許該是時候讓那些歧異的、埋藏在岔路中的歷史,更多樣的主體,從這起與國族宏觀敘事糾結的悲劇中浮現出來,讓我們看見那些站在後排陰影中、常常被忽略的身影。 這不但需要歷史學家在時間長流中淘洗,對大眾來說,更重要的還是去「複雜化」對受害者的認知。在近來的轉型正義討論中,已有論者開始檢討「理想的受害者」這個認知框架帶來的問題──有時為了平反或衝突後重建工作的需要,政策或制度上往往很快建立起「加害者vs.受害者」的框架;其中「道德無暇、無辜」的受害者,往往最容易獲得社會的同情與支持。 然而,這樣的認知框架越被確立,越容易排除了那些「不容易塞進這個框架,但也受害於衝突或鎮壓的人們」,例如武裝反抗者(可能造成無辜者傷亡)、素行不良的地痞流氓等坐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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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事件難以平息坐月子

遊行隊伍由獅鼓領陣,坐月子打鼓的是『提松朝仔』,陳戊己則敲鐃鈸。打鼓車是三輪犁仔卡車,車上置鼓,另外掛上兩三幅寫著抗議標語的白布條,布條是直的,白布黑字,其中有的寫著『陳儀狗官』之類的字樣。」 這場抗議後來的變化,大家都知道了。 回憶描繪的生動場面,從首位死者拉出了「角頭、兄弟人聚眾討公道引發的二二八」這條支線,為這場人們耳熟能詳的歷史悲劇,抹上一筆底層色彩。然而,故事並沒有停留在這裡。 長年研究二二八的台灣史學者陳翠蓮,過去曾在《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中花了些篇幅處理陳文溪的背景(註一),她認為正是因為這些兄弟與無業浪人的為首的敲鑼打鼓、沿街抗議,才引來大批群眾關切,使事件難以平息。 受害者,還是加害人? 陳翠蓮在2017年的新作《重構二二八》中進一步指出,上述聚眾遊行的林秉足、莊傳生、陳戊己,也曾是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初期成立的義勇糾察隊員,在該隊解散後被編入偵緝隊、消防隊。里長還指稱,林秉足還是警總線民,編在保密局台北站站長毛簡手下,負責提供地方情資。陳翠蓮推論,可能因為這些身份,所以他們雖然聚眾引發動亂,但在事後卻可免遭官方清算。 當時,這樣的網絡不只出現在台北,各地的流氓浪人,也常是警備總部與保密局在戰後之初,吸收用來滲透台灣社會的一環。儘管,這些人的聚眾行為,與其流氓底下另一重身份之間的關係,坐月子我們沒有太多資料可判斷,但這也足已增加事情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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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死者的任何線索坐月子

但是除此之外,兩家紀念館都沒有其他有關陳文溪的資料坐月子,甚至連相片都沒有。這裡堆積如山地展示著許多遭受殺害的知識份子的肖像相片或書信,卻無法掌握這位最早的平民死者的任何線索。這可能是官方組織性地抹除資料所致吧。另外有一個理由可能是,這個成為臺灣歷史分歧點的大虐殺事件竟然發端於黑道發起的示威活動,這個事知識份子的犧牲才是應該加以彰顯的。但是最早的死者哥哥是萬華角頭老大這件事,就應該被視為不適合這個嚴肅的鎮魂之殿嗎? 是啊!我也沒有留意過陳文溪這位「二二八中的第一位遇難者」——這位「在混亂中被打死的人」究竟何許人也?我們耳熟能詳的受難者,好像只侷限在留美博士林茂生、省參議員王添灯、醫生張七郎、畫家陳澄波這些精英份子。 流氓浪人,與二二八的火苗 帶著這樣的問號,我在汗牛充棟的口述史、回憶錄、檔案中尋覓,終於在1993年《口述歷史》第四期中找到片段。根據住在陳文溪家附近,與他姪子陳戊己交好的里長王雲青的說法,時年27歲的陳文溪綽號「臭耳」,因為重聽嚴重,身無一技之長,住在大哥家游手好閒,大哥以市場擺攤維生;陳家老二陳木榮則是歸綏市場一帶角頭,常與周遭江湖人士來往,其中一位叫林秉足。 1947年2月28日,林秉足聽聞朋友的兄弟遇害後,立刻跳出來主持公道。王雲青回憶: 「……他先到章厝街附近找『大頭鼓亭』的負責人陳財,請他派人打獅鼓、吹嗩吶,要立即出發上路,遊行打鼓抗議,所需的花費,由密婆吉(按:即林氏)負擔……密婆吉找好獅鼓後,就在早上八、九點,和陳戊己與『提松朝仔』三個人率領大批群眾,由舊市場「江山樓」娼館一帶出發,坐月子遊行示威,抗議陳文溪被警察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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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七十年前事件中的反抗坐月子

事實上,70年前參加二二八事件的台共黨員坐月子,最後都投靠北京政權,並且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這個組織的領導人謝雪紅,歷經整風運動、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迫害。他們在七十年前事件中的反抗,絕對比延安時期的中共還更有行動能力。台共在中國所受的政治下場,已經為台灣人民提供了鮮活的教訓。 北京要擴大紀念二二八的七十周年,我們不會反對。但是,北京也該給我們一個答覆:為什麼所有中國境內的二二八參與者,都受到政治迫害? 日本文化學者四方田犬彥在《心悅台灣》一書中,記載了一段,他在走訪台北大稻埕時,回憶起發源於此的二二八留下的懸念: 「……長年以來我無法解開的疑問是,到底他是怎麼樣的人物?他的死是以何種形式發展成隔天的重大事件呢?…[略]… 邱永漢說,這位陳文溪是萬華老鰻(流氓)的弟弟。陳木榮知道弟弟被殺後馬上組織龍山寺及延平路一代的民眾,在隔天早上敲鑼打鼓,高聲大喊:臺灣人啊,站起來!……陳老大事先向附近商家發出警告,要他們先把店門關起來,他自己會披上獅子的面具。我想要確認的是這一段敘述的真實性…… 很幸運地,我在國家紀念館找到了相關的資料。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新聞室在事件之後馬上刊行了《臺灣暴動事件紀實》一書坐月子,上面明確記載著『不意誤傷市民陳文溪(係當地大流氓陳木榮之弟),旋即傷重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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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不只是六四事件而已坐月子

近在眼前的六四事件,中共領導人都極力逃避,坐月子現在居然隔海奢談二二八事件的紀念,這很有可能使中國內部的人民心生不滿。權力在握者一方面逃避自己的歷史,一方面卻又揭開國民黨的瘡疤,這不是人格分裂又是什麼? 中國共產黨所犯的錯誤,絕對不只是六四事件而已。歷史上的整風運動、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對中國內部人權所造成的傷害,絕對不是任何文字所能形容。二二八事件所釋放出來的意義,從當年台北 二二八 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的「三十二條政治要求」絕對不只是主張「台灣自治」而已,其中還包括了人權與民主的問題。不談人權,不談民主,就完全失去了二二八事件的真實意義。 中共當然可以紀念二二八,但是絕對不敢觸及事件的核心價值。 定調「自治運動」?如何面對維藏 甚至連當年《解放日報》定調的「台灣自治運動」,北京顯然也不敢過分張揚。面對新疆維吾爾族與西藏藏族所要求的自治問題,中國領導人不僅不敢具體處理,反而還派兵進行武力鎮壓。在彰顯二二八事件的抗暴與自治問題之際,北京應該對新疆與西藏也應該有一個說詞——除非,這種人格分裂式的處理手法,就是「一國兩制」的真正精神? 曾參加二二八事件的謝雪紅,最後都投靠北京政權,並且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曾經歷整風運動、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迫害。 曾參加二二八事件的謝雪紅,最後都投靠北京政權,並且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曾經歷整風運動、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迫害坐月子。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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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人的新石器革命胎毛筆

胎毛筆這是否表示當時馬雅人比其他民族(例如歐洲的民族)更加先進?社會科學家迴避這個問題,他們會有這種反應也是理所當然。奧爾梅克、馬雅及其他中部美洲的社會,在數學與天文學方面都是領先世界的先驅,但他們並沒有使用輪子。令人訝異的是,他們發明了輪子,卻只當成兒童的玩具使用。如果想要證明印第安人的文化優越性,可以拿零的概念當證據;如果想要證明印第安人在文化上的失敗,則可以舉輪子做為例證。不過,這兩種論點都不怎麼有效。最重要的是,到了西元一○○○年,印第安人的新石器革命已在西半球擴展開來,從而產生了許許多多各式各樣的文明。 五百年後,哥倫布航行進入加勒比海,分屬世界上不同新石器革命的後代就此相遇,而對所有人造成了無可抵擋的後果。 原本書展的邏輯是經銷商式坪效概念——讀者被簡化為收割的對象,而非參與文化產業鏈的主體。 觀點2017-02-22收藏 分享文章 評論 4 茉莉二手書店得到了今年「最佳展位設計獎」中小型展位組銀獎。 茉莉二手書店得到了今年「最佳展位設計獎」中小型展位組銀獎。圖片來源:台北國際書展Facebook 甫落幕的2017年台北國際書展,讓人意猶未盡,彷彿是對前一年書展低迷與墮落的決然轉身;它的脫胎換骨和再次出發,讓整個行業為之振奮,也讓讀者備感驚喜。很多人以為這是多年來被唱衰、被擠壓的圖書出版業的觸底反彈,因此輕易地視之為重大轉捩點,象徵著書業的偉大復甦胎毛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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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碑文上沒有零這個數字胎毛筆

從中東新石器革命初現曙光到蘇美文明建立,胎毛筆大約經過了七千年。印第安人可能用了略短的時間就達到同樣的發展(這方面的資料太粗略,無法得出更精確的數字)。其中最重要的是奧爾梅克文化,也就是西半球第一個科技高度發展的文化。奧爾梅克人約在西元前一千八百年出現於墨西哥「腰部」的狹窄地區,居住在以土墩型神廟為中心的城鎮裡。這些城鎮中散落著巨大的男性頭顱石雕,許多都高達六英尺以上,有著看似頭盔的頭飾、一致的蹙額神情,以及略帶非洲人特色的五官,學者也因為這種相貌而猜測奧爾梅克文化可能受到來自非洲的水手啟發。奧爾梅克只不過是中部美洲出現的眾多社會中最早出現在這個時代的。這些社會大多都擁有以活人獻祭為核心的宗教,就當代標準來看顯得頗為恐怖黑暗,但它們的經濟與科學成就卻相當璀璨光明。它們發明了十幾種不同的書寫系統、建立了廣泛的貿易網絡、追蹤了許多行星的運行軌道、創造了三百六十五天的曆法(比歐洲同時代的曆法更準確),並且利用無花果樹皮紙記載歷史,再折疊成像手風琴一樣的「書」。 它們最重大的智識成就可說是發明了「零」。數學家丹齊格(Tobias Dantzig)在《數字:科學的語言》(Number: The Language of Science)這部經典論著中,稱零的發現為「人類最偉大的獨特成就」,是數學、科學與科技的「轉捩點」。零的概念在中東最早出現於西元前六百年左右。巴比倫人計算數字的方法是把數字排成一列列,類似今日兒童的學習方法。為了區別11與101這兩個數字,他們的做法是在數字之間加上兩個三角形記號:1△△1。(由於巴比倫數學是六十進位制而不是十進位制,所以這個例子只是在原理上正確。)奇特的是,他們並沒有利用這個記號區別1、10和100。此外,巴比倫人也不會使用零進行加減,更遑論利用零進入負數的領域。印度的數學家在西元後的頭幾個世紀最早開始以現代意義使用零,也就是把零視為一個數字,而不是占位符號。零直到十二世紀才隨著我們今天使用的阿拉伯數字傳入歐洲(當時有些歐洲政府因為擔心詐騙行為,禁用這種新數字)。另一方面,美洲關於零的最早紀錄,是在一件西元三五七年的馬雅石雕上,可能比梵文出現的時間還早。除此之外,還有些年代在基督誕生之前的石碑,雖然碑文上沒有零這個數字,但標記日期所採用的曆法卻是奠基在有零這種概念的基礎上胎毛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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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想栽種它們做為糧食胎毛筆

研究者早在許久以前就知道中部美洲發生了第二場獨立的新石器革命。胎毛筆確切的時間不確定,因為考古學家一再將時間往前推,但現已大致認為那場革命發生於一萬年前左右,在中東的新石器革命之後不久。不過,二○○三年,考古學家在厄瓜多沿岸的安地斯山脈山腳下發現栽培型南瓜的古老種子,可能比中部美洲的任何農業遺跡都古老;這代表有第三場新石器革命。這場新石器革命可能造就了貝尼省的各種文化和其他許多事物。美洲這兩場新石器革命的散播速度比歐亞大陸的那一場慢,可能是因為許多地方的印第安人都沒有時間達成必要的人口密度,也可能是因為印第安人最重要的作物玉蜀黍(maize)所具備的非凡特質。 小麥、稻米、小米和大麥的祖先看起來和它們的馴化後代很像;由於這些作物可食用且產量高,很容易可以想像古人為什麼想栽種它們做為糧食。但玉蜀黍由於種子被外皮包裹住而無法自行繁殖,因此印第安人必定是從其他物種培育出這種作物。不過,野生物種當中並沒有類似玉蜀黍的植物。玉蜀黍在基因上的最近親是一種名為大芻草的山地雜草,但兩者的外型非常不同。別的不提,單是大芻草的「穗」就比中餐館供應的玉米筍還要小。沒有人會吃大芻草,因為大芻草產生的穀粒太少,不值得花力氣摘採。印第安人從這種看起來毫無前景的植物創造出現代的玉蜀黍,是一項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就,以致考古學家與生物學家針對他們如何達到這項成就爭論了好幾十年。玉蜀黍和南瓜、豆類、鱷梨,為中部美洲提供了均衡的飲食,也許比中東或亞洲的飲食更有營養。(安地斯地區以馬鈴薯與豆類為主的農業,和亞馬遜地區以木薯為主的農業,雖然都造成廣泛影響,但在全球層面上的重要性卻不及玉蜀黍胎毛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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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文化成就毫無關係胎毛筆

依狄羅利亞之見,考古學把重點放在平撫白人的罪惡感胎毛筆。認定印第安人接替了其他族群正合乎這種需求。「我們如果只是一群從別人手上竊取了土地的賊,」狄羅利亞說:「他們就可以說:『我們都是一樣的。我們都是這裡的外來移民,不是嗎?』」 狄羅利亞引述的這種「我們都是外來移民」的論點,其中的道德邏輯禁不起分析;這種說法似乎認為兩個錯誤可以互相抵銷。不僅如此,也沒有證據可以證明其中的第一個「錯誤」真的是個錯誤:我們對於古印第安人那幾波移民的狀況一無所知。然而,不管今日大多數的美洲原住民是第一個還是第二個抵達美洲的族群,都跟評估他們的文化成就毫無關係。在我們想像得到的每一個情境中,他們都是在新石器革命發生之前就已離開歐亞大陸。 新石器革命就是農業的發明,此一事件的重要性無可言喻。史學家萊特(Ronald Wright)寫道:「人類生涯自此一分為二:新石器革命之前的一切和那場革命之後的一切。」新石器革命在一萬一千年前左右始於中東,在肥沃月灣的西半部。肥沃月灣位於伊拉克南部與以色列之間,延伸至土耳其南部。那裡的採集社會聚集成永久定居的村落,並學習種植當地的野生小麥與大麥。在後續幾千年間,輪子與金屬也出現於同一個地區。蘇美人統合運用這些發明,再加上書寫文字,在西元前三千年創造了第一個偉大文明。自此之後,每個歐洲與亞洲文化,不論表面上看起來多麼不同,都受到蘇美人的影響。早在農業發明之前就離開亞洲的美洲原住民,則是錯失了此一豐碩的成果。「他們一切都得自己來,」克羅斯比對我說。令人驚嘆的是,他們竟然成功了胎毛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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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對於細節各有不同看法胎毛筆

(無論如何,新研究也對那道走廊的存在提出懷疑。)胎毛筆由於要在沒有那道走廊的情況下穿越冰河幾乎不可能,有些考古學家因此主張最早的美洲人必定是在二萬年前抵達,因為當時浮冰面積較小。 甚至更早:智利那座考古遺址裡有些文物的歷史可能達三萬年之久。或者,最早的印第安人也許是搭船前來,所以不需要陸橋。又或者,他們可能是穿越南極經由澳洲而來。「我們處於混亂不已的狀態,」考古顧問費德爾(Stuart Fiedel)對我說。「我們以前知道的一切,現在都被認為是錯誤的,」他有點誇大地接著強調。 目前仍無共識,但有愈來愈多的研究者認為新大陸原本只有一支橫越白令海峽而來的小群體,受困於阿拉斯加這一側,然後分成幾群緩緩遷移到美洲其他地區,極有可能是搭船沿著太平洋岸南下。研究者對於細節各有不同看法;有些科學家推論,美洲在哥倫布之前有過多達五波的移民潮,最早的一波發生在五萬年以前。不過,在許多推論版本中,今日的印第安人都被視為相對晚進的族群。 印第安權益促進人士不喜歡這種推論。「不曉得有多少白人告訴過我,『科學』顯示印第安人只不過是一群闖入者而已,」波德科羅拉多大學(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的政治學家狄羅利亞(Vine Deloria Jr.)二○○五年去世之前曾在和我的一次談話中這麼對我說。狄羅利亞著作甚豐,其中包括批判主流考古學的《紅色的地球,白色的謊言》(Red Earth, White Lies)。這本書的基調可從索引中看出;在「科學」這個索引詞下的條目包含「貪腐、欺詐與科學」、「科學在解釋印第安問題上的盲點」、「科學理論缺乏證據」、「胎毛筆科學客觀性的迷思」,以及「科學的種族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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